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部分外资撤离？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西铁城、诺基亚、松下、夏普、优衣库、三星等外资企业加速撤离我国的消息充斥各大媒体。毋庸置疑，外资的撤离会带走资金与市场，也可能使我国制造业陷入倒闭潮和失业潮“双夹击”的困局。然而，这真的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将步入寒冬吗？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它国家是否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外资撤离的深层次原因解析

（一）从宏观层面看，全球经济正处于后危机时代的缓慢复苏期，市场需求明显放缓。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从贸易增长看，2003年以来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出现了负增长，随后两年受到较低基数因素影响增速重回两位数，但2012年随即保持在1．5％的低增速区间，进口增速仅为1．3％。

（二）从微观层面看，部分企业自身竞争力明显减弱，导致企业收缩生产规模。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加速普及，制造业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在本轮工业革命浪潮中，不少制造业昔日巨头由于未能及时跟进，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就被出售。与此同时，松下、夏普等企业撤离中国的生产能力绝大多数属于低端制造领域，而我国本土企业竞争能力已经较强，这种情况下外企的盈利空间和市场竞争能力都明显下降，受利益驱动的企业必然要转移生产能力，重新配置资源。

（三）从战略角度看，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来鼓励先进制造业回流。

2008年的经济危机促使不少发达国家更加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性作用，美、英、日等国家纷纷推出制造业回归战略，以求其制造业重振。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发达国家计划将先进制造业转移至本国进行生产，不仅保证了较高的产业附加值，而且也维持了较强的研发创新实力，同时还带动了本地就业。当前，全球正处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发达国家制定的制造业回归战略意图在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夺战略制高点，树立长远的竞争优势。

（四）从发展规律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土地、劳动、资金等要素成本刚性上涨，加速了产业梯度转移从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出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土地、劳动、资金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产业将从成本较高的发达地区逐渐转移至相对较低的欠发达地区。例如，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就逐步向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转移，这既符合资本的逐利性，也实现了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从地区发展阶段看，一般会经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即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部分地区在享受到后发优势实现快速发展后，必然会经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从而步入创新和财富驱动的高级阶段。

此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能回避。从发展方式看，以重化工和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特别是低效益的增长模式导致结构性问题不断显现。从发展环境看，我国已经走过了简单的扩大再生产环节，而保护技术创新成果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各项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与结构优化的要求和产业层次水平不相匹配。综合来看，本轮外资的部分撤离，主因是在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发展阶段转换，辅因则是内部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和发展环境的不完善。

外资撤离事件引发的思考

（一）从短期看，应密切跟踪动向，规避大规模撤资风险。首先，要密切跟踪本轮外资撤离进展，建议分行业、分区域监测外资企业运行情况和供应链异动情况，实时汇总，并对可能产生的工业经济运行风险进行预判。其次，要针对重点地区展开专项调研工作，了解外资撤资的深层次原因，协助提供针对转股、资产处置、就业安置等问题的决策参考。最后，建议完善外资企业破产清算的相关法律法规，避免由撤资尤其是非正常撤资带来的风险，以及可能给供应商和员工带来的连带风险。

（二）从长远看，应加快产业升级，振兴制造业。首先，要加快国家层面制造业发展战略的出台和落实，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并做好相应的政策、资金和技术储备，以提振实体经济的信心；其次，针对国内产业转移趋势，给予中西部地区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通过投资硬环境的打造，将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引导；最后，针对经历了“腾笼换鸟”的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要依托自贸区、港口、欧洲干线等区位交通优势，加快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布局，加大产品设计能力建设，加强数字化工厂改造，通过技术、产品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提振制造业。

（三）从外部考虑，应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外资利用效益。首先，逐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通过新市场吸引新的海外投资进入，实现FDI的基本平衡；其次，探索除投资建厂之外的其它投资渠道和方式，降低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行业等领域的投资门槛，并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入股本土企业或与本土企业共建研发中心，提供满足本土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实现外资的高效利用；最后，要加紧完善和出台新《外商投资法》，同时加快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体制机制建设，为外资营造好的环境。

（四）从内在考虑，应多措并举，提升本土企业实力。首先，支持本土企业做强。要充分利用好外资撤离的市场真空，梳理产业链，掌握重点领域的话语权，并解决遗留问题，建议政府对于有效衔接原有供应链、解决就业等问题的企业或项目，给予税收等优惠支持。其次，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一方面是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抢占因外资撤离带来的海外市场缺失；另一方面，鼓励制造型企业在海外建厂，寻找生产要素的相对洼地。建议政府在法律保障、配套金融政策、海外投资保险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并鼓励有关国际政策和法律研究、海外投资咨询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